中興事件，掀起中美貿易戰以來民間最為劇烈一次爭論。
四月中旬，美國商務部頒布禁令，禁止美國企業與中興開展業務。這一拒絕令，令中興公司疾呼“極不公平”，無法接受。這一新聞隨即公共空間與社交媒體討論被引爆。
是什么使得中興事件超越一家公司得失，擾動官方民間的情緒與神經，成為中國創新路途的大討論？要點在于，中興事件不僅突然揭開了一些之前不為大眾了解的中美實力對比真相，把潛在的危險突然暴露在大家面前，而且聯結起中國產業發展的長期爭論，并將問題以難以回避的尖銳方式展示出來。
“繞過”規則結果是雙輸
先看中興本身，被罰有其原因。
2017年中興就違反美國對朝鮮和伊朗制裁的刑事指控認罪，并同意支付12億美元罰款。如今美國商務部認定中興在緩期執行觀察期“欺騙、虛假陳述和一再違法美國法律”，導致激活此前即談過的為期7年的拒絕令。
這一激活決定符合美國貿易部此前據以與中興談判的美國國內法律，因此也在預期之中。至于不少國人糾結的美國懲罰如何蠻橫，中興應對如何笨拙，其實并不是關鍵。
從這個案例來看，中興應該接受的教訓首先不在于掌握（全部）自主技術或者將懲罰政治化，更在于最簡單平實的教訓，那就是遵守規則。中興在2017年在合規方面投入超5千萬美元，計劃組織超過6.5萬名員工合規培訓，這本是題中之意，只是開始。對比曾經被美國給予重懲的東芝、波音、高盛等公司，中興并不是孤例。
聯系中美貿易戰諸多糾結，一大分歧點正在于規則遵守。如果雙方有約在先，雙方理論上都應該遵守，如果一方“繞過”規則，短期內或許被視為聰明或者自以為聰明，但多次博弈中不應該假設對手是傻瓜，“繞過”規則的后果有可能是契約崩潰，其實結果是雙輸。
聰明人從吃虧中接受正確教訓，耍小聰明的人則接受錯誤教訓。
中國“芯”的過去與未來
中興事件之后，“在核心技術上中國不能受制于人”似乎成為官方民間共識，這是正確的嗎？
其實，不論中興是否被罰，中國企業發展核心技術的決心與行動從來不可小覷。最近幾年，中國專利的躍升被視為全球現象，這被視為中國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智造的關鍵。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數據，2017排名，中國申請的專利數量超越日本，排名排在美國之后，成為世界第二，中國2003年以來，每年專利申請數量都保持10%增長。
以企業排名來看，其中中興貢獻不少。其排名第二，低于華為的4024件，高于排名第三的是英特爾2637件。這只是中興專利的一角，中興通訊在2017年末公布擁有6.9萬余件全球專利資產，其中不少是IC芯片、5G等領域。
即使如此，在芯片領域，中國芯片依舊高度依賴進口，花費甚至超過進口原油兩倍。根據官方數據，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進口量高達3770億塊，進口額為2601億美元，占據中國進口總額的接近15%。
目睹如此高昂的代價，讓不少國人呼吁中國自主研發芯片。中國“芯”是否必要？諸多評論中，推薦劉遠舉與梁寧的文章，前者以評論角度審視了中國渴望獲得完整科技樹的迷思，后者則以親身經歷分享了國產芯片開發得失，涉及不少歷史細節。兩篇文章我都轉載在我的公號《徐瑾經濟人》，有意思的是，前者超過十萬加閱讀之后，不到24小時就被刪除，這似乎暗示關于芯片討論仍舊非常敏感。
梁寧文章回憶了國產芯片篳路藍縷的過程，情懷令人感慨，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承認搞定了總理，沒有搞定用戶體驗，結果是潰敗如山。
解決方案是什么？一種觀點是政府需要燒錢燒出一個生態，容忍失敗。這種觀點并不是出格，在多數產業變革中，我們可以已經看到太多燒錢。與燒錢數量相比，燒誰的錢其實才決定了燒錢最終的結果。如果政府主導，必然是官員來選擇他們中意的企業，此時討好官員的能力而非創新的能力更加重要，不難想象無數“漢芯”必將應運而生：面對這樣的機會，造假動力可想而知。
掌握核心技術的過程，最大的力量一定不是由政府主導的所謂的各種攻關，而是由自由企業自己進行的海量試錯。核心技術層面的革新與進步，本質上很難按照一個公式推導出來，它只能是在海量試錯中間被試出來的：在核心技術演繹、誕生的過程中，無數細節并不清晰、每一條進路都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在其最終成型之前，沒有任何人有穿透未知的智慧，穿越未來，預言正確的選擇。這個過程一定是由企業作為主要的攻城大軍，而不是由一個充滿著官僚氣息的政府部門的意志與公文能夠決定的。
如果美國沒有比爾•蓋茨，或者他早幾年公開文檔格式，方舟或者中國系統就會成功么？答案幾乎否定的。除了浮在表面的“用戶體驗”之外，更加本質性的，是梁寧自己也提到的“數量級的應用移植，還有更為龐大豐盛的生態”：每一家公司都是生存于這個生態中，只能做好生態中的一環，而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新生態。
技術戰下的路線之爭
最后，更大圖景來看，中國對待芯片事件背后的與美國貿易沖突的選擇，將會決定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政治的走向，不是沒有正確的道路，但看看我們能不能走向正確的選擇。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取代日本成成為世界第二，中國作為大國的論調再次興起。在這次的芯片爭論中，一個突出論點就是，因為中國規模大，所以做什么都有規模優勢，因為中國大，所以必須掌握自主技術。
中國作為超大規模體是不少學者熱衷的話題，這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過去歷史的集權必要，也可以為當下中國科技自主創新張目，比起北京共識之類更為方便。然而，簡單想一想，即使體量再大，擁有再多龐大產業，每個產業的相對優勢仍舊有高有低，仍舊不改變中國應該著力發展自己最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不可能也不應該擁有所有產業鏈。換言之，中國規模是否龐大，不能決定中國是否應該發展、能否發展芯片行業，這一問題的答案只取決于中國在芯片行業上是否有比較優勢。更進一步地，甚至這一問題本身也不是可以書面回答的，而只能是無數企業試錯試出來的。
中國規模再大，也沒有超越普世規律，其實也引發我的最后一點觀察，即中美貿易戰不僅是貿易戰，更是路線之爭。中美貿易戰看起來關于貿易，其實是關于技術，是美國對于中國技術趕超的不安；更進一步地，是關于國際秩序，是美國與中國是否能繼續在既有國際秩序下有序相處。
中國是世界秩序中的大國
從大歷史角度審視中國經濟增長，三大核心要素在于體制改革帶來的改革活力、勞動力轉移帶來的人口紅利以及開放帶來的技術轉移。三者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過去的發展，沒有前兩者，就不會有開放，但是沒有開放，前兩者的成就也無意義。
真實的經濟活動，是一個經濟體無限制地去尋找生產要素組合的改進與優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非常密集的各環節與流程的分工協作；而在現代經濟體里面，這種分工協作，大致來說是跨國、跨經濟體的分工和協作。這就一定需要合作機構之間的信任，所謂的信任是按照自由市場的規則來玩這個分工和協作的游戲。
這個信任的前提并不是基于熟人關系，或者私下里的各種利益交往，而是對于雙方自愿達成的契約將會被誠信地去執行的這種規則的信任，也就是經濟學里面講得非常多的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是怎么建立的規律：在多次可重復博弈中間所塑造的規則，對大家的行為規范的塑造與約束。這種行為規則在表面上是由西方來主導和來主宰的，但它內核里面仍然有其自發性、天然性或者說合理性。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時間，大體上來說是遵循著這一套規則。正是遵循這一套規則，中國不斷順暢地實現者技術轉移，可以說是這一套規則之下最大的受益人。中國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占世界經濟體微不足道的份額，到現在上升到全球第二。更進一步，也可以比較容易地去判斷，如果繼續遵循規則，并且在這套規則之下發揮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去創新去發展，中國仍然仍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現在對于核心技術呼吁，潛臺詞在于似乎有了核心技術之后，就無需再受制于人，所謂規則或者知識產權之類約束就不復存在。這是虛假的幻想。掌握核心技術意味著更大程度的分工合作，而不是相反；也只有選擇更大程度的合作，才可能掌握核心技術。道理并不復雜，所謂的核心技術是說比別人給你的技術更好的技術，這只能是采取全球最好的組件、最好的加工設備等等要素的結果。因此，掌握核心技術要求我們做的不是不合作，而是更多的合作，也不是不受制于人，而是更深的相互制約、彼此合作。
回溯中國過去發展的動力，為了廓清中國未來的道路，中國當下仍舊處于追趕階段，這個時候拒絕甚至對抗世界秩序，得不償失。中國是大國，也是世界之中的中國，這是我們應該從無數次歷史經驗中總結的教訓，也是未來必須厘清的常識。
作者：徐瑾；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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